正如一位老友的评价，我不是深圳“佬”，却是老深圳。从1962年到光明农场插队至今，我把半百岁月都奉献给了这座城市。曾经，很多人议论深圳是一片“文化沙漠”，但是我坚信，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生活是艺术最富饶的土壤。而我，是在这片土壤上用生命怒放的一朵簕杜鹃。

黎乔筑

今年，我已经71岁了。有好多人问我：“你什么时候正式退下来？”其实，我退休已经11年了，但是我从没有停下手中的笔，没有停下创作的心。我曾是深圳群众艺术田地里的拓荒者，未来，我仍将以一腔热血做它的灌溉者。

壹

最初，我们每个人背着自己的背包，还要分担乐器、道具、服装和演出照明用的汽灯，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徒步走。

知青岁月爱上“接地气”的群众艺术

1945年，我出生在广州番禺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工程师。但是，我们兄弟姐妹4人没有继承父亲的衣钵，都不约而同“弃理从文”了。读中学时，我就是班里男声小合唱的成员，在学校里也算小有名气。

1962年，我被下放到隶属于广州军区的光明农场，开始了10年艰苦而热血的知青生活。平时，我们要犁田、耙地，身上的衣服被晒得根本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缝补得连一块完整的地方也没有。这样辛苦一个月，才挣20块钱工资，为买一双3块多的解放鞋得攒好几个月。农友们都省吃俭用，只有我一发工资就去买纸张、墨水和煤油，还把空墨水瓶改造成“自制煤油灯”。晚上大家休息后，我就独自光着膀子“挑灯笔耕”，只要一有灵感就马上在本子上记下来。

在光明农场的那些年，生活的酸甜苦辣在我的世界里碰撞出不少火花，粤语表演唱《插秧比赛》就是我早期的代表作。当时，在稻田里插秧非常辛苦，有个男知青说：“要是有台机器替人插秧该多好啊！”这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就是异想天开，没想到仅两年后，县里就有了插秧机。

这件事让我很是振奋和感慨，于是就创作了一个插秧能手和插秧机比赛的故事。后来，这个作品分别被搬上了农场和全县的大小舞台，还带到广州演出。在广州文化公园演出的一个月里，几乎场场“爆棚”。有10多位老人每晚都来买票，早早坐在第一排中间固定的位置上，被我们戏称为“常委（位）”。

这一时期的经历，让我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了清晰的认识——虽然在艺术的专业技能方面，我是个业余爱好者，但生活却赋予了我最鲜活而生动的创作材料，而这才是艺术最能打动人心的力量源泉。从此，我坚定了搞群众艺术创作的决心。

打着背包走遍宝安的山山水水

由于在文艺上编、演、唱、跳的“万金油”能耐，1972年我被调往宝安县文艺宣传队，在创作员兼演员的岗位上一干又是7年。一年12个月，县文宣队有10个月要到全县各地和边防部队慰问演出，逢年过节更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最初，我们每个人背着自己的背包，还要分担乐器、道具、服装和演出照明用的汽灯，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徒步走。后来，政府给了我们一批“偷渡客”扔下的旧单车，平均两人一辆；背包也换成被袋，转移到了自行车的大尾架上。再后来，接演的公社会派手扶拖拉机，帮我们运送演出用具和行李。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龙岗公社演出。早上7点，我们从住地龙岗公社粮仓出发。一路上翻山越岭，单车只能骑一会推一会，到达时已是傍晚。我们在山村连续演出，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已是夜里10点多。好不容易拖着疲惫的身躯踏上回程，没想到又迷了路。当地村民误以为我们是偷渡客，没人敢开门指路。结果，我们到次日早上7点才回到住地。这场持续24小时的长途“奔袭”让我们精疲力竭，整整三天才恢复元气。

上世纪70年代的宝安县有个特点，就是“一县两语”——西边流行粤语，东边流行客家话。记得刚到队里，我独自前往东边的坪山公社水利工地采访。按照当地风俗，一天只吃早晚两餐。我早上10点赶到时，人家已经吃过早饭，而我不会用客家话表达没吃饭，结果饿了一整天。于是我下决心学客家话，经过努力终于完全掌握了这门方言，还可以熟练地运用到节目创作中去。

在宝安县文艺宣传队工作的经历，不仅让我访遍了深圳的城镇村庄，更让我熟悉了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为我后来推动深圳市群众文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黎乔筑（左二）演出话剧《于无声处》剧照。

贰

我们报道拔地而起的高楼厂房，也关注节节攀升的饭菜价格；我们歌颂蓬勃向上的建设热情，也曝光存在问题的个别企业

服务《深圳文艺》彰显特区精神

1979年，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原宝安县文艺宣传队宣布解散，深圳市文化局成立，我被分配到文化局下属的深圳市群众艺术馆，担任《深圳文艺》期刊编辑。

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市的人口大约28万，街上遇到的行人都似曾相识。但是没多久，全国各地的人都涌来特区，上百万的工人、技术工作者、商人让这座小城突然饱满起来。

任职《深圳文艺》期间，我负责《今日深圳》栏目，专门讲述改革开放给深圳带来的变化。从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到与城市发展紧密相连的工商农学，我们的报道几乎包罗万象——我们报道拔地而起的高楼厂房，也关注节节攀升的饭菜价格；我们歌颂蓬勃向上的建设热情，也曝光存在问题的个别企业……无论是深圳的优点还是争议，我们都摊开在阳光下给大家看，也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认同。

乘着特区勇于开拓创新的东风，我们也对新鲜事物跃跃欲试。以前无论办报纸还是杂志，从来都没有做广告的概念。成为《深圳文艺》编辑后，我第一次尝试出去拉广告补贴办刊经费。当时深圳火车站有一家由香港人经营的港式快餐店，叫“新兴餐厅”。我找到企业老板，没想到一举谈成了杂志社的第一笔生意。那时我们的月工资才几十元，新兴餐厅的封底广告我卖出了两三百元的价格。

从1979年到1981年，我在《深圳文艺》干了两年。时间虽然短暂，但我站上了一个紧贴时代脉搏的大舞台，感受着特区从无到有的巨变历程中孕育的欣喜和阵痛。

成立罗湖艺术团开创多个第一

随着经济特区的建立，深圳原本“自给自足”式的群众文化开始受到外来冲击。改革开放后，深圳与香港联系越来越紧密，当时已经有一部分深圳人率先带回了香港的12寸黑白电视机。一到晚上，街上就静悄悄的，大家都跑到有电视机的人家里追香港电视剧去了，我们本土的节目反而受了冷落。

1981年，我调到深圳市罗湖区文化局当干事。为了夺回这块文化阵地，罗湖区文化局成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特区内热爱文艺的青年组织起来，创办一个深圳市区业余演出团体——罗湖艺术团。

因为没有条件铅印，十几份公开招收团员的简章都是我们用毛笔一页一页写出来，一张一张上街粘贴的。没想到，仅仅3天就有300多人登门报名，最终40余人从中脱颖而出。这批团员中有工人、教师、售货员、服务员、导游员、海关关员、司机……大家跨越行业，不讲酬劳，把对艺术的满腔热爱倾注到同一个地方。

艺术团成立之初，资金、乐器、排练场地都很匮乏，大家把办公桌挤放到墙角腾出排练空间；团长杨素贤在编排舞蹈之余亲自设计、制作演出服装；我负责给艺术团创作节目和策划宣传；文化馆长雷作嘉不仅为艺术团的经费物资四处奔走，甚至亲自在乐队拉琴演奏……文化馆干部和演员还自筹了2000多元，买下了全市群众文化系统第一部钢琴和第一个无线麦克风，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为了彰显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成果，艺术团还鼓励大家创作富有本土特色和时代气息的节目，并且按照创作节目的演出场次，给创作者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鼓励费”。也就是说，写出的节目越受观众喜爱就能得到越多奖励，这在当时也是个创举，迅速点燃了大家的创作热情，我也因此获得了不少“鼓励费”。

1982年5月，罗湖艺术团在深圳戏院举行了首场公演，全场座无虚席，连场内过道都设满加座。我们把《特区小河》《两次到深圳》等自编节目搬上了舞台，现场观众好评如潮，香港同胞还送来了贺喜花牌花篮。演出结束后，一位市领导对我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原来深圳还有这么多艺术人才，你们的方向走得对！”

黎乔筑率团赴意大利演出。

叁

仅10多年，特区就酝酿出了自己的文化内涵，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肯定。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一进步的参与见证者。

群众文化终于来到群众家门口

1985年，我开始担任罗湖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湖区文化局副局长。当时，大家都铆足了劲儿干事业，有些人对于发展文化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

记得刚成立摄影协会时，我到罗湖区人事局，想给入选全国十大青年摄影家的协会会长孙成毅争取副高职称。没想到，人事局的干部拿出一份资料递给我，说：“你看，这个人搞技术创新养殖鸭子，给国家争取了多少外汇！搞摄影能有什么重大贡献？”听了他的话，我脱口而出：“像朱建华这样的跳高运动员，他只是纵身一跃，就能让五星红旗在世界竞技场上升起来，这不是贡献吗？”

虽然我对这位人事干部的话有点生气，但是不得不说，他对文艺的态度正反映了当年深圳一部分人的功利和浮躁。而且，由于深圳汇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移民，不少人批评我们的文化不过是一盘机械融合各地特色的“大杂烩”。作为一个成长于斯的深圳文化工作者，面对这样的评价一直如鲠在喉。

但是不久，深圳市的群众文化就步入了快车道。1986年，全市已从4个国家文化站，发展成为32个文化站；同时，以“锦绣中华”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兴起了，很多国内外游客都慕名而来。1987年，“大家乐”舞台的创举从深圳迅速风靡全国，无论是谁只要交五毛钱就能上台唱首歌，满足了千千万万打工者的娱乐需求。

到上世纪90年代，深圳已形成了由文化馆、群众艺术馆、文化站、文化室组成的四级网络，各区逐步建立了众多文化广场，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有了自己的“活动基地”。至此，群众艺术终于具备了群文性，真正地来到了群众的家门口。仅10多年，特区就酝酿出了自己的文化内涵，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肯定。而我，也有幸成为这一进步的参与见证者。

让深圳春蕾两度飘香中南海

1994年，北京要求我们深圳派一个少儿艺术团去中南海汇报演出，当时我是深圳市艺术中心的副主任，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于是，我和杨素贤、江建卫等同事就到青少年活动中心、各小学和幼儿园，一口气招了四十多个孩子，成立了深圳市第一个市级的少儿演出团体。

人员准备就绪，我们又集中火力搞节目。当时我们独辟蹊径，决心要搞出深圳特色和现代气息。为此，我专门为艺术团量身定制了一首广东童谣歌曲《月光光》，歌词唱道：“你知道你睡在什么地方？这是特区的高楼上，伸手就能摸到大月光。”当时深圳正在以“三天一层楼”的速度兴建高楼大厦，在全国都是非常著名的。我们让一个5岁的小女孩用粤语演唱这首歌，以天真稚嫩的声音把深圳快速发展的自信传递给中南海的观众。

我们还设计了一个特别的儿童舞蹈，专门请来广州的导演帮忙，又在服装上下足了功夫。表演当天，孩子们穿着绿色的衣服蹦蹦跳跳上场，没多久突然“集体变身”，衣服变成了7种不同的颜色，正好呼应了《鹏城七色花》专题歌舞晚会的主题。观众们对这个别出心裁的设计报以热烈掌声，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四年后，深圳市少儿艺术团作为进京文艺汇演的代表之一，再次站上了中南海的舞台。《龙种》《小胖拉拉队》《红树林》等节目或技艺精湛，或妙趣横生，或高雅优美，把深圳儿童朝气蓬勃的风采展现得淋漓尽致。

深圳少儿艺术团的光彩不仅两次照亮中南海，还多次惊艳了海外观众——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法国、墨西哥等国家都留下了孩子们的欢歌笑语，在广东省和全国的多项比赛中也屡斩殊荣。后来，团里出了许多学业、事业有成的青年，还有不少人从此走上了艺术之路。可以说，深圳市少儿艺术团不仅丰富了深圳的群众艺术，更为艺术的明天培养出了无数星星之火。

黎乔筑（一排右一）参与深圳电视台拍摄深圳第一部音乐电视片。

肆

有人笑我们傻：“在深圳，晚上加班做什么工作不能弄到几块钱？你们图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爱艺术，也爱这座城市，我们希望用艺术让这座城市变得更美好。

簕杜鹃花开满山坡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还创办了深圳市第一个市级的业余文艺演出团体——深圳簕杜鹃艺术团。这是一个在当时十分难得的专业水准团队，有辽宁芭蕾舞团的王子，有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女主角，有来自全国各地来的优秀歌手、舞蹈演员和魔术演员，还有深圳市第一支电声乐队。

深圳作为毗邻香港的新兴城市，最先接触到海外的通俗音乐。那时，歌舞厅、酒吧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迪斯科非常流行，外地人都觉得很新鲜。我跑了很多家娱乐场所，去驻场的乐队挖人，回来组成我们自己的乐队，还配齐了架子鼓、电子吉他、合成器等一套设备。后来全国第一次爵士鼓大赛在深圳举行，第一、二名都出自这个乐队。

深圳簕杜鹃艺术团自成立起，就起着国办文化在群众文化中的引领作用。他们举行了《荔枝情》《深圳是我家》两台大型原创歌舞专题晚会；他们作为深圳群文的主力，牵头组织了华东赈灾义演、学雷锋万人演唱会等多场大型广场演出晚会；他们还多次赴港澳、美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在我眼中，深圳的群众艺术工作者也像簕杜鹃，默默而热烈地开放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罗湖区艺术团刚成立的时候，团员们不仅放弃了业余时间抓紧排练，还自掏腰包帮助艺术团筹措经费。当时就有人笑我们傻：“在深圳，晚上加班做什么工作不能弄到几块钱？你们去那里图的是什么？”答案很简单，因为我们爱艺术，也爱这座城市，我们希望用艺术让这座城市变得更美好。

黎乔筑

1945年生，广州番禺人。1962年广州高中毕业，来到宝安光明农场开始了10年知青生涯。1972年调到深圳，从事文化工作38年，历任宝安县文艺宣传队创作员（兼演员）、《深圳文艺》期刊编辑、罗湖区文化馆馆长、罗湖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罗湖区文化局副局长、深圳艺术中心副主任、深圳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等职。

口述时间

2016年5月9日上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贵宾厅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许娇蛟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特别鸣谢：王庭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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