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美国朋友曾对我说，从前他在香港落马洲用望远镜望向一河之隔的深圳，只能看到两头水牛；如今再来深圳，只觉得这座繁华都市仿佛从天而降。的确，深圳是一个奇迹，而我则有幸在这座奇迹之城里，率领一家大型企业从低谷走向辉煌，书写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沈正中

我想，每个人都应当有属于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我是江苏泰州人，与梅兰芳先生是同乡。我经常爱打一个比方：如果社会没有给梅兰芳提供一个舞台，他就不能成为一代京剧艺术大师；如果深圳经济特区没有给我提供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我也没法寻找到我人生的价值。

壹

给勤快的工人和懒惰的工人同样的待遇，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再多干活儿了；这就好比把好梨和坏梨放在一个筐子里，坏梨的汁液迟早会把好梨也污染

临危受命来到改革开放试验田

来深圳前，我在电子工业部下属的一家企业工作，从一个车间技术员干起，一路干到总厂副总工程师。我的老单位是一家大型国企，有14000多名员工，3000多名工程师，不仅是我国“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当时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电子企业。

在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国企里，大家都是靠着“国家”这棵大树吃饭，“不讲效率”和“不计成本”是当时国企的两大通病。我曾经在厂里的厂务会上提出一个“一筐梨”的理论：给勤快的工人和懒惰的工人同样的待遇，结果就是没有人愿意再多干活儿了；这就好比把好梨和坏梨放在一个筐子里，坏梨的汁液迟早会把好梨也污染。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工作了二十多年，我虽获得了安稳的生活，却时刻感受着血液里的躁动，内心深处仿佛总是在涌动一股“闯出一条新路出来”的冲动。

1984年3月，我受命南下深圳，来参与收拾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深圳分部（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的“烂摊子”。这个公司与经济特区同岁，是第一批落户深圳的央企之一，也是深圳电子外贸领域开疆辟土的排头兵。可就在我来之前，由于涉嫌“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宗走私逃税案”，它已经被司法机关查处2年有余。

面对这样一个岌岌可危的大公司，领导给了我们三点指示：要把“大案要案”的水分滤掉；要把公司的名誉恢复起来；要把对外贸易搞上去。可是自己到底能不能胜任，我心里还是打鼓的。况且，作为国家第一批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当年深圳受到不少外界质疑。我的一位老友在为我送行时还调侃说：“老沈啊，你这次去如果搞不好，不知道是走着回来还是躺着回来。”就这样，我怀揣着耕耘祖国试验田的愿景和重责，如履薄冰地来到了深圳。

走马上任迎面而来“下马威”

刚刚接任，现实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到公司一查账目，出口竟然亏损了170万元，还要交2470万元的罚款！要还清这样一个天文数字的债务，把公司卖光了也不够。可是法院来了通知，要我们列出还款计划，如果逾期不还，就会判决逮捕我这个法人代表。

眼看期限越来越近，我急得团团转。恰好此时，《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原电子工业部部属企业将分期分批下放到地方。以此为机，我赶紧联系到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跟他描述了公司面临的巨大困境。梁书记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当即表示会结合实际情况审慎处理。果然，法院不久就派一组工作人员来了解情况，后来也就顺利化解了这一难题。

罚款的重压虽然解除了，但是这个刚经历了巨大挫折的公司却很难迅速恢复元气，400多名员工如同一盘散沙。还记得就在宣布新领导班子走马上任的会场上，办公室主任拿了一沓资料上台递给我。我一看，竟然是8份辞职报告，其中5份还来自中层干部。我们业务员出差到外面去，都不想拿自己单位的介绍信，因为人家一看到介绍信上的公司名字，就会投来异样的目光。

1984年那一年真的非常艰难。公司这起大案要案出来以后，不光在全国都出了名，连“美国之音”和英国《泰晤士报》也进行了报道。这种负面影响对一个外贸公司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国际上没有人敢和我们做生意，当年到年底公司出口总额只有92万美元。

那一年春节，我孤身一人站在深南大道上，东看西望，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一群蚊子在头顶盘旋。想着肩上沉甸甸的担子，我心里无比凄凉；可又一想国家创汇的重托和公司400多名员工的指望都在我身上，我觉得无论如何都得咬紧牙关挺过去。

一腔孤勇率领公司绝地反击

面对难关，我深深感到如果不迅速培养起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没办法打赢这场翻身仗。当时一位团委副书记告诉我，有一次团委准备组织团员们搞一个联欢会，他去商场买了些布置会场用的彩球、彩纸。开发票的时候，售货员问他发票抬头写什么单位，他报出了公司的名字。售货员马上说：“哦，就是那个经理被抓起来的单位？放出来没有啊？”众目睽睽之下，他觉得很没有面子。

我马上因势利导地告诉大家：“这说明什么问题？这就是说公司和每一个员工都是连在一起的，就像国家和家庭一样，没有国哪有家？我们和公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后来我又在领导班子会上讲：“我们肯定能好起来，只要不服输，就能突出重围，因为哀兵必胜。”

从1985年开始，国家规定省一级的外贸公司出口额三年之内必须达到500万美元以上，否则取消外贸权或更换领导班子。在这样的重压下，我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第一线，带领全体员工大力重建企业规章制度，考核到人；开拓出口业务，寻求国内货源；同时组织人员出国参展，打开远洋市场。从那时起，我每年上半年都要到重点货源省区走访客户，开辟货源基地。

经过2年的努力，深圳中电在1986年出口创汇711万美元，不仅保住了外贸权，还受到总公司的表扬。而这一年，也标志着深圳中电公司从进口型公司转变为出口型公司，顺利实现了经营战略目标的转移。

1988年3月22日，沈正中总经理代表公司与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签订经济责任承包合同。

贰

1986年，我提出要把深圳中电原本“橄榄球”式的结构改成“哑铃”式的结构——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环节转移到内地，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上游的科研开发和终端的贸易出口

居安思危“科工贸”结合图发展

我来深圳以后，给自己制定了一个“三三计划”：三年卧薪尝胆，三年积蓄力量，三年起步腾飞。完成了第一个三年的跨越后，公司已经走出低谷，但是形势却不允许我停下来喘口气。

以前，我们外贸企业都是从国内组织货源出口，就像游牧民族，要“逐水草而居”——工厂有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基本上围绕着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加工产品打转。我们出口十三波段的收音机和索尼生产的同等产品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在美国纽约的超市里，索尼的摆在上面的货架，标价125美金；而我们的被塞在最下面的货架，只卖66美金。没有知名的品牌，只能是“关云长卖豆腐——人硬货不硬”。

为了冲出这种“提篮小卖”的初级阶段，1986年，我提出要把深圳中电原本“橄榄球”式的结构改成“哑铃”式的结构——把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生产环节转移到内地，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上游的科研开发和终端的贸易出口，打造“科工贸”结合的一条龙发展模式。

方向虽然明确了，但是真要实施起来谈何容易。深圳的工业基础太薄弱，我们刚开始投资办厂的时候，跑遍全市都买不到固定生产线用的MB地脚螺丝，不得不开车到广州去买。而且，生产线上测试仪器的检定也没有权威的检测机构，产品的质量无从保障。

于是，我们一点一滴从头做起，除了投资成

立自己的工厂和2个研究所，还请电子工业部和我们共同筹建电子产品检测系统，为后来的深圳商检局打下了基础。为了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出口基地，研发国际市场适销对路的电子产品，公司创建了独资、中外合资、内联合资的企业达到22家，生产型企业21家，技术开发型企业1家。

1992年4月29日，时任深圳市市长郑良玉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公司总经理沈正中颁奖。

叁

在深圳，两个自行车主会迅速确认有没有事，只要还能骑着走，马上分道扬镳，各自忙着干活儿去了。连路过的行人也没有时间停下来看热闹

在经济特区学会高效开放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还没有机场。我们回北京开会，要先后坐船摆渡两次到达广州，再从广州坐飞机到北京。从今天电子大厦到邓小平画像的这段路，真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街泥”。一场大雨过后，我们在深南大道上一脚踩下去，鞋子会陷在泥里拔不出来。由于气候湿热和卫生条件不佳，人们戏谑地把“南头的苍蝇，上步的蚊子”称作深圳的两大“特产”。这里与我在北京的生活环境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客观环境虽然艰苦，但是经济特区的精神风貌却是昂扬向上的。后来有人问我：“你觉得深圳和北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说，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深圳比北京更高效，更开放。

北京人喜欢像京剧里的人物一样“迈方步”，可经济特区人脚步总是急匆匆的。为什么？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北京，如果两辆自行车撞在一起了，双方就会在“你先撞我还是我先撞你”“该谁负责”的问题上纠缠一个上午，边上还有一群好事者围着看热闹；可是在深圳，两个自行车主会迅速确认有没有事，只要还能骑着走，马上分道扬镳，各自忙着干活儿去了。连路过的行人也没有时间停下来看热闹。

北京人爱住四合院，相对比较自我和封闭。我们位于北京的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公司，可凡是进门的人都要拿出证件和介绍信先登记验证，才可入内。深圳分公司从不这样繁琐——我们大门口只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衣帽不整，恕不接待”——来的都是客，我们敞开大门欢迎。

当机立断两小时入股深发展

我们公司的简介第二页封面上，总有一个冲浪的图案，因为我们崇尚这种冲浪者的精神——你不知道自己能冲多高，但是永远都要为立足潮头做好充分的准备。机遇就像天上流星，一旦错过就无法重现，对于一个外向型企业而言更是如此。

1987年，在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湾仔支行成立十周年的庆典上，他们的副行长正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位股票专家，我想邀请他来公司给中层以上干部讲讲股票。没想到他冲我一笑，说：“你还是回去看看书吧，我现在讲你也听不懂。”那口气仿佛是一个大教授在对一个小学生说话。不久，刚好一位台湾朋友送给我一套关于股票运作的书，我便埋头苦读起来。

恰逢此时，深圳发展银行（平安银行前身）开始募集股东了。深圳发展银行简称“深发展”，是第一个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的商业银行，建立初期筹集的资金还不到预先计划的50%，所以就几经辗转来到我们公司寻找参股。

根据从商经验和对银行、股票的了解，我立刻嗅到了背后的商机。我记得深发展的负责人来和我谈话的时候是下午2点，离截止认购的时间只剩下2个小时。我当即打电话给公司的总会计师，用账上152万元的流动资金购买了76000股，一举成为当时深发展的大股东。目前，深圳中电仍是平安银行的第七大股东，也是唯一仅存的原始股东，尚持有1亿8千万股。

这笔“2个小时内拍板”的投资，最终给公司带来了1140倍的回报率，为后来兴建电子科技大厦和给职工盖宿舍楼打下了资金基础。几年后，美国麦肯锡亚洲区公司受一个大公司委托详细调查我，就是想搞清楚为什么在当时大公司林立的深南大道上，只有深圳中电购买了深发展股票。可我知道，在这个冒险的成功背后，是公司上下强大的凝聚力和领导者的高度责任感共同在支撑。

1993年8月8日，电子科技大厦A座落成，时为深圳市第三高楼。

肆

我们又经历了资金问题、挖断电信电缆问题、落成典礼时的飘楼问题……历经九九八十一磨难后，大厦终于在1993年8月8日修成正果

历经磨难建成电子科技大厦

以前由于外汇储备紧缺，国家对外贸体制进行了改革，为鼓励创汇补贴出口亏损，同时对机电产品出口给予一定的扶持。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电子外贸业务表面上一路高歌猛进，实际上是出口越多亏损越多。我知道，补贴政策迟早会退出历史舞台，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就只能坐以待毙。

所以，我一方面抓紧内部管理和成本核算，另一方面决定兴建电子工业大厦（后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厦”）以做到自己补贴，不向国家伸手。1988年8月8日，我们特地选定这样一个难得的吉日举行电子工业大厦的奠基仪式，可没想到，等待这栋大厦的却是5年的多舛命运。

1989年，国家压缩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楼、堂、馆、所的建设，很多工程项目纷纷下马。电子工业大厦的地基已经挖下去了，可还是面临着停工的危险。我们冒着被处理的风险，向国务院清查办公室和国家审计署的领导汇报情况，得到他们的理解，可是由于时间的拖延，计划38层的高楼当年只批准建6层。下一年如何处置，没有定论。

那时，我们从奥的斯订购的10部电梯、从法国订购的蓄冰式空调已经全部签约，如果不批准继续往上盖，后果不堪设想。大楼停工了整整半年，在边上说什么风凉话的人都有，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在这时，深圳市计划局的领导询问过情况后，就把另外两个项目多余出来的指标“尾巴”分配给我们。1991年春节前，我们终于把大厦建到16层。这是深圳市对我们的雪中送炭，我们没齿难忘。

紧接着，又逢深圳市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规定深南大道两侧不能建厂房，大厦因此及时修改功能并更名为“电子科技大厦”。随后，我们又经历了资金问题、挖断电信电缆问题、落成典礼时的飘楼问题……历经九九八十一磨难后，大厦终于在1993年8月8日修成正果。

电子科技大厦A座建成后，由于地处繁华的华强北商圈，租客络绎不绝。每平方米的租金最高达到160元，公司现金流一下子充沛起来。这笔不菲的收入，不仅弥补了公司当时外贸业务的资金缺口，还使公司有余力同时开启大厦的二、三期工程。1999年，电子科技大厦B、C座也顺利竣工。这样的滚动式发展，为公司今天年出口创汇达30亿美元奠定了坚实基础。

沈正中

1936年2月生，江苏泰州人，高级工程师。1984年3月临危受命来到深圳，历任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局执行主席。沈正中在深圳中电“当家人”的位子上一干16年，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广东省优秀企业党委书记”，及省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口述时间

2016年5月11日上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深圳市政协

本期采写：

深圳晚报记者 许娇蛟

前期统筹：

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资料图片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