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学新闻出身的，我钟爱新闻事业。但左倾思潮狂热的年代，知识得不到重视、才华难以施展，我曾被迫离开新闻界。一次偶然机缘来到《深圳特区报》，我感到如鱼得水，写下《突破》、《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等报道。出版了报告文学集《风采集》，两篇新闻论文获得广东省新闻特等奖。我奋斗一生、灌浇耕耘的事业得到了肯定。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是造就人才的热土。能够来到深圳，是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陈锡添

壹

白天听领导吩咐外出采访，晚上骑着自行车在市井街头寻找艺术家、企业家、医生，甚至汽车售票员等典型人物，采写人物通讯、报告文学

毛遂自荐来深圳

1966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日报社。初生牛犊，写社论、写本报编辑部文章，满怀激情工作了10个月，就被通知到湖北一农场锻炼，新闻工作的板凳还没坐热，便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好不容易把一年多的锻炼熬到头，却传来湖北日报社不留用任何大学生的消息，全部重新分配，就这样我离开了新闻单位。

那段时间我四处漂泊，曾在湖北咸宁县广播站工作，在第二汽车厂设备修造分厂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也曾在广州外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当过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师。1983年10月，我到深圳旅游，发现这里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目之所及脚手架林立、到处是工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大标语比比皆是。我感觉这是一片改革开放的热土，我能在这里找到用武之地，能实现我的理想抱负。

我对新闻有执着的追求，当得知《深圳特区报》刚创办，可能需要人，我就跑到报社毛遂自荐。12月1日，工作调令就来了，让我惊叹“深圳速度”之快。12月20号，我便前往深圳特区报社报到了。

42岁重做新闻梦

《深圳特区报》于1982年5月24日创刊，一周出版一期。特报社最初是在铁皮屋里办公的，当我到岗工作时，已经迁址至深南中路一栋8层高楼，这在当时可谓是“大厦”了。由于曾在“二汽”工作，我被分配到工业部当记者。

重新回到新闻单位时，我已42岁，如久旱逢甘露，我激情澎湃、干劲十足。白天听领导吩咐外出采访，晚上骑着自行车在市井街头寻找艺术家、企业家、医生，甚至汽车售票员等典型人物，采写人物通讯、报告文学。期间，一篇篇过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不断见诸报端。

随着诸多作品接连问世，我很快受到领导赏识。半年后，就被提拔为报社工业部副主任。1987年，报社工业部、财农部合并成经济部，我被全社记者编辑无记名投票选为经济部主任。1988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列席报社编委会，到会发现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副市长邹尔康、市宣传部部长皆出席。秦书记在会上宣布：罗妙老社长和一位副总编退休，任命我为《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从一名普通记者晋升为副总编，我只用了短短4年半时间。1987年，我被破格评上主任记者（副高）；1992年，我评上“正高”职称，成为深圳仅有的3位高级记者之一。

1992年1月19日，邓小平抵达深圳迎宾馆，陈锡添（左一）作为唯一的文字记者随行做记录。江式高摄

贰

当即我就下定决心，没有任务也坚决做好采访，日后再另找机会发表，此事若不报道将是我记者生涯的遗憾

被指派采访小平深圳视察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改革开放力度很大，创造多个全国率先之举，因此中央领导常到深圳视察，每每此时市委都指定我去采访，我曾经随行采访过江泽民、李鹏等国家领导人。1992年1月18日下午5时，我接到电话通知赶到市委宣传部，被告知邓小平将来深圳视察，指定我是唯一一个随行采访的文字记者，并特别叮嘱，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的心情很激动，虽然过往曾采访过不少国家重要领导人，但邓小平选择这个时间点来深圳有着特殊意义。苏联解体、东欧蜕变，国内反和平演变呼声很高，一位权威人士在《人民日报》著文说：“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双重任务”。姓社姓资的争论像紧箍咒一样牢牢套住人们的头脑，对改革开放事业冲击很大，深圳作为前沿阵地首当其冲。有人说深圳除了红旗是红的，其他都变了样；也有人认为深圳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大家开始迟疑了，不敢闯、不敢试，改革开放事业止步不前。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特区主要创办者前来深圳视察，仅“邓小平来深圳”5个字就是大新闻了。

1月19日上午9时，邓小平乘坐的列车缓缓驶入深圳站。列车停下来时，表上的指针刚指向9点。车门打开，车站工作人员立即在车门与站台间垫上铺着地毯的板子。广东省省委书记谢非、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3人为首在月台上并排站着迎接，邓小平笑容可掬地出来了，并与之一一握手。摄影师的镜头聚焦在他们身上，镁光灯闪烁不停。我从旁观察，邓小平身穿灰色夹克，与慈祥的普通老人并无区别。

随后，一行人乘坐中巴前往迎宾馆。抵达迎宾馆后，领导通知我们，由于舟车劳顿，上午只安排老人休息，记者没有报道任务了。于是我就到院子里转悠，可没过多久就看见邓小平出来散步。怎么回事呢？原来，老人家来到深圳坐不住，急迫地想外出看看。但原计划上午没有安排活动，只好临时更改，深圳市委立即在会议室研究行程安排，谢非则陪同他在院里聊天。

当天，邓小平就乘车观光深圳市容。他第一次到深圳是1984年，8年后故地重游，城市面貌变化巨大，8年前仍是水田、鱼塘、低矮房舍，如今已是马路纵横交错、楼宇高耸入云。看到如此朝气蓬勃的现代化景象，他兴致高涨，说没想到特区发展那么快，信心倍增。当天还到了皇岗口岸，深情地遥望香港。

全程记录小平讲话

第二天我们摩拳擦掌打算干一场“战役”，却突然被浇了一盆冷水，有领导说此次活动不做报道。我感到难以理解，深圳市委派给我任务，千叮万嘱要报道好，我们也满腔热情做足充分准备，怎么突然就说不报了呢？同时我感到失落，这算是党的重要历史事件呀。

20日，邓小平来到国贸大厦。该大厦女职工列队站在两旁，鼓掌欢迎，邓小平向她们招手致意。随后来到53层的旋转餐厅，俯瞰深圳市容、观看特区规划图，李灏书记向他汇报市经济建设情况，并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听了席间发言，我感觉老人家不像来度假的，很多话他不吐不快，虽然是闲谈聊天的形式，但没有一句是闲话，针对性、指导性都很强。我感觉假若人们知道他讲话的内容，理解他讲话的精髓，势必在全国再掀起新的改革开放高潮。

当即我就下定决心，没有任务也坚决做好采访，日后再另找机会发表，此事若不报道将是我记者生涯的遗憾。白天邓小平是即兴谈话，边走边说，禁止录音，那我就将小纸片拿在手里，做关键字眼的记录；晚上和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一起，梳理大事记要，尽量还原邓小平说的话。

接下来几天，邓小平还前往深圳先科激光公司、民俗文化村、锦绣中华和仙湖植物园参观。23日，按原定计划，在深圳视察的5天行程进入尾声，他将在谢非的陪同下乘船前往珠海。上午8时30分，他在市负责人欢送下离开迎宾馆，乘车前往蛇口。

车子抵达蛇口港码头，他下车，同前来迎接的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握手，与深圳市领导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一一握别。然后，他走向码头准备登船，突然转过身子走回来，扬一下手，对李书记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上午9时40分，邓小平乘船离开深圳。

1996年，深圳特区报社与《解放军画报》共同重走长征路，时任市委书记厉有为进行授旗，前排左三为时任特区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松营，左四为陈锡添。

叁

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长篇报道在《深圳特区报》刊登了，头版刊载不完，还得转版。报道经发表，各大媒体反应热烈

新春八评吹响舆论号角

送别邓小平后，我们新闻工作者该怎么办？既不能违背指示进行报道，又不能眼睁睁错过这么重要的事情。2月3日除夕，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副市长林祖基到特区报社来慰问，同时下达指示，撰写几篇有分量的评论，宣传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报社把任务交给我，那年春节我没有休息，在家写了2篇评论——《经济建设要搞快一点》、《改革开放要敢闯》。待到假期结束，我拿着这2篇评论给市委宣传部杨广慧部长审阅。

杨部长说：“稿子不细看了，我们来研究下生产方式。一个人写，等于是开个小作坊的小工业生产；组织一个写作组，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则是大工业生产。”我一听，肩上的负担卸下来了。随后，杨部长雷厉风行进行部署，通知特报社社长区汇文、政策研究室主任刘文韶、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一起开会，会议决定成立宣传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的写作组撰写评论，由杨部长担任总指挥。他的秘书，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王初文、钱汉江和我，宣传部、政策研究室各出一名干部为写作组成员。王初文为组长。

2月14日，写作组全体人员入驻迎宾馆，闭门研究、写作。经讨论，确定系列评论为“猴年新春八评”，要求文字有文采、思想有新意、理论有深度，还得有警句，力求原汁原味、准确无误体现邓小平谈话精神。每篇不超过1200字。每篇评论完成后先集体讨论，经反复锤炼、完善，再由杨部长审定。有时会全部推翻，还得通宵写稿，次晨再审。平均写作速度是2天出产一篇。这是我在新闻工作历程中，撰写评论最为严格的一次。

2月20日至3月6日，“猴年新春八评”在《深圳特区报》连载。这8篇评论一经出版，社会反响很强烈。内地许多报章及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进行全文转载，随后香港的大小媒体以及台湾、澳门和各国驻香港新闻机构、通讯社纷纷转载“八评”；日本共同社、英国BBC广播公司、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来索要“八评”传真稿，《人民日报》也转载了其中4篇。

出炉《东方风来满眼春》

突破报道指示的边界，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3月12日，《深圳特区报》编发半版邓小平的独家照片，我趁机撰写了500字的图片说明，简单扼要将过程叙述出来，没想到还是未能通过，最终出版时仅保留了“1月19日邓小平在深圳”的字样。

3月18日，深圳市委召开了全市外宣工作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此事的宣传报道工作。随后，市委宣传部开始筹划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长篇报道、影视纪录片和专题书籍。第二天，我接到一个任务，将邓小平视察深圳的过程写一个电视片解说词，于是我又到迎宾馆住了3天，写下8000余字的解说文稿。

3月22日上午，我到办公室翻阅报纸，突然发现《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通讯——《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报道了邓小平到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公司视察的事情。我感到非常震撼，琢磨是不是报道开绿灯了？同时，我又焦急万分。如果兄弟媒体今天报道邓小平在“先科”，明天再来个邓小平在国贸，后天又冒出来邓小平在皇岗口岸……作为这事的全程跟踪的采访者，我首先感到失职，再者是攒着一手资料一天天贬值，再写出来是马后炮了，想到这里我心急如焚、如坐针毡，立即回家闭关写作。

从22日下午到24日，2天半时间我将邓小平视察深圳共1万多字的长篇报道完成，由于材料都烂熟于心，书写情绪也心潮澎湃，整个过程犹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24日晚上我将长篇报道给区社长审阅之前，仅2处细节改动，一是文章开头“踏进猴年”改成“踏进新年”，编辑陈寅指出，尚未过春节不算猴年；二是“人们的目光和闪光灯束投向人物身上”中，总编室副主任提出要将“人物”改为“伟人”。

25日我和区社长拿着稿子到市委宣传部送审，杨部长当即拍板，说：“发吧！稿子你们把关，但要把小平写成人，不要写成神”。他说这句话不简单，他肯定是知道此事不报道的指示，但仍然坚持发表，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改革开放认识的深刻、对此事是一种责任担当的精神。因此，这篇报道能发表出来首先归功深圳市委、市政府。

26日，《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长篇报道在《深圳特区报》刊登了，头版刊载不完，还得转版。报道经发表，各大媒体反应热烈。《羊城晚报》当天下午就详细摘要转载；香港媒体反应迅速，编发消息；28日，上海《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也转载了；30日，北京《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全文转载。直到30日下午，新华总社向海内外全文播发此长篇报道；31日全国报纸纷纷转载；随后，美国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英国路透社，法国法新社，日本共同社，苏联塔斯社皆播发。国内《参考消息》在4月2日将各个通讯社发的内容摘要发出。世界各国主要媒体都纷纷转载和播发了。

后来，这篇文章给我带来不少奖项：深圳新闻奖特等奖、广东新闻奖特等奖、全国改革开放好新闻一等奖、全国单列市头条新闻竞赛特等奖以及新闻界最高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肆

2001年，我已达耳顺之年，面临退休。有一天，时任市委书记张高丽找我谈话，要我别考虑退休之事，再努力将《深圳特区报》办好

调任香港商报总编辑

在此之后，我在报社的工作一切如常。由于我们将《深圳特区报》办得非常出色，经常受到中央表扬。我的新闻生涯里也获得不少荣誉，1993年被评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00年获得了全国新闻最高奖——韬奋新闻奖。在深圳，我与李云迪（钢琴家）、卓佩丽（粤剧表演艺术家）3人同获“五个一工程”个人奖，2003年荣获广东新闻界首届金枪奖，2012年被授予广东省新闻终身荣誉奖。

1993年，深圳特区报社获得中央特批，与香港星岛集团合作办《深星日报》，我任总编辑，经常要到香港九龙湾星岛大厦上班。1999年星岛集团破产，报纸停刊。同年9月20日，我们加盟了香港商报社，我兼任《香港商报》总编辑一职。

2001年，我已达耳顺之年，面临退休。有一天，时任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找我谈话，要我别考虑退休之事，再努力将《深圳特区报》办好。不久，市委组织部发文件说：“陈锡添同志因工作需要延长退休两年”。由于我又担任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直到2005年在特区报退休。但那时我还没从《香港商报》总编辑的岗位中退下来，又继续工作了7年。2012年5月份，因年事已高，我写了辞职信离开香港商报社。

到今年我来深圳已经30多年。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给了我们更多可能，能够来深圳，应该说是我这一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陈锡添

1942年2月生于广东新会，高级记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3年12月调到《深圳特区报》，历任记者、部主任、副总编、总编辑；1999年出任《香港商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报告文学《突破》获1984年深圳市优秀文学三等奖，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全国改革好新闻一等奖、广东新闻奖特别奖等荣誉。曾于2000年获第四届韬奋新闻奖，于2012年获广东省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

口述时间

2016年4月20日下午

口述地点

福田区上步中路1004号 深圳市政协贵宾厅

本期采写：深圳晚报记者 曾惠怡

前期统筹：王外平 梁琼月 黄晓天

后期统筹：赖丽思

本版历史图片由受访者与深圳特区报社共同供图